K印象

无论怎样强调“理念超前”，但落后的工艺水平，一直是制约中国设计发展的瓶颈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器不利，事亦不成。

譬如：中国的机床工具总产值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，但整个行业却属于典型的“大而不强”——产品精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。机床工具是制造工具的工具，但我们连最核心的部件，几乎要全部进口，——这已成为整个产业的硬伤！

如何提高制造工艺水平？这涉及到具体的管理学、尤其是质量控制理论，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，但我们必须了解：人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再造，就是通过“标准化”走向“精细化”，再走向“模块化”—“自动化”—“数字化”—“智能化”。

问题是，当我们强调“标准化”和“精细化”的时候，很可能忽略了“设计创意”在其中的能动作用，分工被放大了，整合被削弱了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
而这恰恰是“工业4.0时代”要着重解决的矛盾。

传统的工业中，分工必须细化，可是众所周知：分工会产生界面（壁垒），而界面越多，其衔接成本越高，所以，也并不是分工越细越好；而互联网 思维，一个核心要点，就在于供应链和生产过程中，要利用信息共享和管理的扁平化，一方面促进合理分工、另一方面又要使整合或合作变得更容易。

我们就拿“新材料”为例—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需要“跨界思维”的领域，如果不是上世纪60年代高纯硅半导体材料的出现，令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生产得以实现，信息化浪潮也就无法到来。

中国的工业设计，对于新材料运用，主要还停留在外观设计层面，与产品功能的联系较弱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许多设计师，仅仅把新材料理解为“新装饰”而非新功能。

即使有人研发新材料，也基本集中在国内特有的原生材料上，比如竹子——这方面，台湾设计师韩德昌等人对此颇有造诣。

因为在新材料的“开发”方面，国内企业乏善可陈，于是凡涉及新材料的利用上，外资公司明显占据主导地位。

一方面，由于我们的设计师在材料问题上视野狭窄，使新材料的美学上的表现力差；另一方面，新材料在工业设计中也确实受限于成本、供应链、技术等因素，能够最终在生产过程中全新运用新材料的机会亦不多。

举个例子：按理说，新材料在医疗设备、交通运输领域，本应得到青睐、得到大范围推广， 因为医疗设备必须紧跟当今医学科技和材料科学，而交通运输则更需要新材料来提升性能和减少污染。但实际情况却是：医疗设备和交通运输由于研发时限、生产线过长、以及更换生产线的成本太高……所以，新材料在这两个领域里，反倒遇到重重阻力，鲜有作为。相应地，在消费电子领域，由于更新换代的速度快，淘汰率高，反而使新材料得到最广泛的应用。

我认为，令中国设计师的才华无法发挥的，不排除有文化伦理和“科层式”权力体制的双重障碍。

客观地讲，这也是旧工业时代的“遗风”。

宝钢集团首席科学家郭朝晖先生就认为：传统的工业化时代，凡事设计优先，因为设计、才决定了所选的材料和方法。它符合三个特征：

一、设计生产通常是按部就班、讲顺序的过程，谁也不能僭越。

二、分工之后，各方都没什么机会交互；各工种认为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与其“空谈误国”，不如“实干兴邦”。

三、设计选项，一般都是被提前严格限定好的。随着新经济、互联网的到来，这三项“特征”都发生了改变，以往的“谁优先、谁主导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，随着工艺的复杂性，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制造方法和材料才决定了设计，所以原来的三个特征也就演变为：

一、决策和设计的非顺序性（非线性）；

二、各方交互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，通过即时反馈系统，不断地修正既定方案。

三、不过多地限定设计选项，也给予所有人以全新思考的自由度。

创新的第一要义，就是要有“颠覆性技术”——而颠覆的前提，是容许试错。那些之前“听妈妈话”的乖孩子，未来将被“野蛮生长”的淘气鬼所打败。

而中国的设计，明显是“太乖了”，乖得已经没有了“探索未知的好奇心”、也没了“自我否定的勇气”；而这两条，恰是一切“创新”动力的源泉和保证。

我近期看到的一个由designaffairs设计的“可折叠音箱”，就是新材料“颠覆性使用”的一个好例子：它不但超薄、竟然还可折叠，这些都要归功于一种特殊的薄膜材料，它使得扬声器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发出悦耳的音乐。

其实，上海世博园不仅利用膜材料取代了硬材料屋顶，而且，还采取反渗透膜技术（reverse osmosis film）将雨水杂质分离过滤、重新利用。

设计与材料科学，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互相启发的模式，设计师根据使用需求会对材料有一个期盼，材料学家又根据这种启发，研究新材料或者新工艺，而这些又会继续打开设计师想象的空间。

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：法国的La Paillasse实验室，试验出的细菌墨水，能够让细菌通过繁殖不断地生成新的墨水，达到不断书写的目的。

这一创想，来自这个实验室创始人一个关于环保的创意：既然目前的工艺，无法保证圆珠笔或者钢笔完全环保，那么，是否可以从墨水上做一点机会、做一点突破呢？

这个实验室经过长期的研究，并利用他们在生物技术上的专长，终于找到了一种细菌。这种细菌，由于其独特的生物结构，可以通过人为改造，不断生成可供书写的墨水，只要保证墨囊内留有一些残余墨水，细菌就会通过繁殖、不断地产生墨水，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改进，让细菌产生不同颜色的墨水……

正如诺兰的电影《盗梦空间》和《星际穿越》，不仅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也引起了社会思考：为什么中国人就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来呢？

至少现在有一个答案是被认可的：我们不仅不敢有“盗梦”的勇气，在制度上，还缺少像“星际”那样广阔发挥个性自由的“空间”。

中国著名的设计师柳冠中先生有一个经典的说法：“设计，是要创造一个合理的生存方式。”

设计是人类在生活中，对艺术极致追求的“自我”和现代工业产品过分强调“功能”之间的沟通和平衡。既然是追求“中道”，就并非“越多越好”。我们不仅追求“极简”，还要考虑更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付出、成为努力节约资源的“断舍离”生活方式倡导者。

当然，按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分析，“资本”就是一种不受控制的巨大社会权力，就是通过不断创造“人的欲望”而实现自身的增值。就像我们所用的手机，每一次更新换代，你所淘汰的旧手机，可能只发挥了它原有设计功能的一半、设计使用寿命的不足20%，但潮流和趋势，却催促你不得不将其剩余的价值清零，从而拥有一部“拿得出手”的新手机。

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？

尽管“纳什均衡”理论早就告诉我们：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，对整体而言，得到的往往不是最优点！遗憾的是，在这场全社会“非合作博弈”的过程中，每个人依然要拼命为自己争、也没有理由和动机改变现状，因为谁不这么做谁就吃亏…… 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消费狂潮中，每个人都陷入了“囚徒困境”。

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必须认识到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很低，而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，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，我们目前这种追求极端消费的生活方式、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，都是难以为继的——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，中国的万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8倍、是欧盟的4-5倍、美国的2-3倍。

所以，柳冠中先生才会痛心疾首地认为：我们今天的环保意识，或许只是对人类“不可逆”的生态破坏的一种形式上的哀悼，因为，无论你的城市绿化搞得再怎么出色，你也不可能再繁殖出朱、金丝猴和华南虎了……

尽管我认为，中国所谓的“内需不足”其实是个伪命题——并不是“内需不足“、而是市场化程度不高、所造成的“有效供给不足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“无限放大人的欲望”。

节制，是一种美德！

有时候，我们是应该扪心自问：

我们真需要住那种打扫起来就要花一整天的偌大的住宅、驾驶排气量足以上战场的汽车和使用只占闲置时长不足10%的家庭影院和衣物烘干机吗？……

前几年，有一份调查报告对欧洲的几家大型汽车制造集团造成极大的震动——

某家权威数据公司，在对欧洲年轻人未来的消费方式的调查中，发现未来十年内，“有意愿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汽车”的年轻人，竟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中的不足10%。究其原因，无非是能源价格上涨、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交通拥堵、老城区停车不便，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公众环保理念加强……

但这个信息，对靠汽车销售为生的各大汽车公司来说，无疑预示着一场“灭顶之灾”。所以，它们必须想办法应对。

于是，一场针对未来汽车如何设计、才能吸引年轻人的研究也悄然展开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项研究的结果，不再是产品本身的改造、而是涉及运输制度的改进。换句话说，汽车厂商向更核心的问题迈进：人类为什么需要汽车？是为了解决高效、舒适、安全的位移问题；如果从核心问题——增强移动的便捷性上入手，也许，汽车公司就不再需要针对车辆本身下设计功夫，而是怎样才能让大家的思维定势，从如何“拥有汽车”向怎样“使用汽车”转变。

最好的解决方案，不再是算加法，而是做减法——汽车公司开始生产最简配的汽车，而且依据一个新原则投放市场：

“但求一时拥有，不求天长地久。”

奥迪和宝马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“奥迪卡”和“宝马i-3”计划，也就是类似于“自行车租赁”的模式，只需在“需要使用”汽车的时候，到指定场所取车并开走，无需开回原始出发地，会有专门机构帮助你将汽车停到最方便的P R枢纽（日后还可进一步为汽车自动归位），这样既方便了乘客，也减少了车辆的总保有量，不啻是对城市交通的一种极大改善！

这个模式，目前也已在中国展开——今年3月份，戴姆勒-奔驰公司在重庆市区投放了600辆SMART微型轿车，旨在倡导“低碳出行”、鼓励市民不买车而临时租车或拼车出行。

互联网的发展，对社会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，就是通过对信息的共享、尽量消除信息不对称、从而进一步减少交易成本。

通过这个例子，我们不妨反观一下，前不久，全国许多城市的行政当局对诸如“滴滴”、“快的”和Uber等打车软件系统的围剿，也许，初衷确实像是它们所说的那样想“维护市场秩序、保护群众利益”，但却严重背离了“互联网 ”时代所创生出来的“共享经济”（Sharing Economy）的精神，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僵化行政思维，最后也一定被历史所淘汰。

从这个角度上，你也许会理解，本文一开始我曾提出的问题——为什么西方国家大学的“设计专业”，并不像中国那样，非要考查学生的绘画美术…… 设计，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是对“物”的美观考虑，而是包含着人类对“制度”的改造力和对未来的想象力。

或许，这正是“设计”的根本价值所在！